刘合心同志撰写的《三十辨书》一书，由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出版，“辨”的是历史，而且涉及黄帝的传说到清代前期的几乎整个古代史。可能有人会说，翻这些几千年前的旧账有什么意思呢？我看这是一个如何正确认识历史科学的问题，意思大得很。历史是对过去的总结，是对未来的昭示。对一个民族来讲，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记忆，一个失忆的民族还会有什么希望？革命导师和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对此都有过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升到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的高度，要求坚定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既然如此，如果许多历史事实、历史人物到现在还是模糊不清、众说纷纭，哪怕它已经时隔几千年了，我们岂不是有必要辨一辨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是我们应有的担当、共同的责任。
刘合心同志所工作和生活过的运城、临汾两市历来被合称为晋南地区，是原始社会末期尧舜禹的建都之处，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尤其是经过几代考古科研人员的艰辛工作证实，地处临汾市襄汾县的陶寺遗址，就是古帝尧都之所在，就是最早的“中国”。这一发现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意义重大，正如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苏秉琦先生所言：“构成了一个伟大的历史丰碑。”大家知道，在中国上古时期有两个辉煌的历史节点，一是炎黄时期，一是尧舜禹时期。炎黄使先民挣脱了野蛮，是“人文初祖”，而帝尧则带领部落联盟开创了国家形态的雏形，是“文明始祖”。因此，尧文化就毋庸置疑地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历史就是这样，愈是悠久，愈是厚重，它所承载的谜团也就愈是繁复，愈是难解。由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合心在此前就有尧文化的专著，而这本“三十辨”里又有“七辨”同尧文化有着密切关联。
历史作为一门科学，未解之谜不计其数，其他科学也是如此。科学家研究表明，科技发展到今天，我们看见的世界，仅仅是整个世界的5%。这和1000年前人类不知道有空气，不知道磁场，不认识元素，以为天圆地方相比，我们的未知世界还要多得多，多到难以想象。为了科学的发展，为了社会的进步，我们必须提倡争辩的精神、求索的精神。既是分辨、辨认，就得有个明确的判别标准，否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永远也分不清是非。李大钊先生指出：人们史学应具的“科学态度”，“一是尊疑，一是重据，而史学即以此二条作为宝贵的信条”。我体会，《三十辨书》在标准问题上是特色鲜明的。它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把考古实证放在第一重要的地位，其次才是看重史料记载，同时，也重视了神话传说在历史研究中的参考作用。这一点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毛泽东同志说过：“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同样，历史研究的目的除了廓清史实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如何保护其文物、宣传其意义、开发利用其价值。合心同志书中为黄帝传说辨，为尧舜禹辨，为荀子、蔺相如故里辨，为历山、绵山、藏山辨，实际上都是在为临汾辨、为晋南辨，这不仅是挚爱故土、守土有责的情愫，而且是一种尊重历史、探本溯源的科学态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在这方面，刘合心同志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